创新与知识产权是企业竞争与发展的命脉，更是本轮国企改革的要点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按照国企改革计划，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级中的引领和表率作用充分发挥。

　　助推 知识产权护航央企“走出去”

　　中国高铁是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中国中车的产品已经覆盖全球七大洲的102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签约金额从2011年的19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1亿美元，折合约560亿元人民币。

　　根据公开专利数据，目前中国中车在轨道交通领域的有效专利数已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7年6月20日，中国中车累计申请专利32044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3808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16400件，外观专利申请1234件。累计授权专利21598件，目前有效专利17309件。

　　“在自主创新阶段，知识产权人员充当了清道夫和守门员，发现并清除产品中涉嫌侵权的技术方案，守住自主创新技术知识产权纯洁性的大门，以确保能够顺利‘走出去’。”中国中车科技管理部知识产权处副处长王乾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铁背后包含了产品的性能、质量、发展速度、创新、拼搏和敢于担当精神等多种成分，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王乾告诉记者，中国中车知识产权工作的宗旨是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利用知识产权的技术信息促进科技创新，保障市场开拓的安全和自由。

　　为支撑公司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中国中车加大了国外专利申请的力度，要求国外专利申请要占到专利申请总量的10%。2016年，中国中车共申请国外专利303件，比2015年申请量翻了一番。截至目前，中国中车已申请国外专利1213件，专利覆盖美国、欧洲主要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俄罗斯等国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国中车已在沿线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蒙古、泰国、波兰、立陶宛等30多个国家，累计申请专利100多件。

　　在王乾看来，在不同的阶段，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技术引进阶段，主要工作是围绕着吃透技术引进协议，通过专利检索分析和专利技术信息利用，帮助研发人员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心算法等外方没有转让的技术，要通过专利信息检索来补充对引进技术的理解。

　　据介绍，以复兴号高铁为例，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严格要求研发人员不得利用外方享有知识产权的引进技术，并对技术方案与引进技术比对，对于发现的问题要求进行修改;二是在全球范围内检索国际同行的专利，进行侵权风险分析和评估，对发现的可能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技术，必须进行规避设计，以确保未来能够顺利“走出去”。

　　“这两项工作的内容非常庞杂，也非常艰苦，要分析的专利达数万件之多，侵权判断的确定也需要非常专业的水准，正是由于中国中车知识产权人员的这种严格的清道夫精神和守门员精神，我们才有底气说，复兴号高铁是纯正中国人的高铁。知识产权人员以自己的方式擦亮了国家名片。”王乾说。

　　承压 中企在海外屡涉专利纠纷

　　多位专家表示，在央企专利数出现跨越式增长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加紧绷知识产权这根弦，尤其是在海外市场，要学会正确面对来自国外企业专利布局的压力和专利纠纷增多的风险。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中企加快“走出去”步伐，我国企业遭遇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某市级法院负责人表示，仅去年该院受理一方当事人为涉外企业主体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七成以上为境外维权纠纷。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唐广良介绍，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面临的维权问题不仅涉及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且也要考虑如何应对来自海外的侵犯知识产权指控。

　　“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就遭遇了不少知识产权的纠纷，有些方面这些企业非常被动，甚至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要积累经验教训。”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一方面，企业要好好理解当地的产权保护政策和法律，适应这种情况，并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面对某些恶意诉讼，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寻找有利因素，进行阻击。

　　有专家表示，从宏观策略来讲，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保护本国企业在海外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合作条约或协定，形成互助体制，二是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表示，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面，“十三五”规划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比如提出了要研究在境外使馆派驻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并在一些展会上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法律咨询服务等。这些措施将更好地有利于企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

　　建议 加快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助国企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正在加快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改革。记者了解到，一大批央企也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积极开展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的维权和保护，并不断强化企业品牌建设，我国此前还专门出台了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和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意见。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提速，通过多种措施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加快促进央企增效升级。有专家认为，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增强央企创新发展活力，这也是央企深化改革的支撑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首先要改的是观念，应当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是产权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李锦表示，过去企业对于知识产权重视不够，但现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逐渐认识到产权和标准才能决定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定位。

　　“一直讲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而知识产权是做优的内核，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准，现在看依然重视不够。”李锦说，应重视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激励制度，鼓励产权评价考核，并将其制度化。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此前表示，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是这些年来企业和社会也不断有所反映，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造成了企业获权、维权效率下降，管理成本上升等问题。同时，知识产权工作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参与决策的层级越来越高，情况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加强改革：一是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提升层级，同时研究探索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二是授权地方开展知识产权改革试验。

  据媒体报道，最近，大白兔奶糖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标，注册了十几个近似的商标，如大灰兔、大黑兔、大花兔等;雷军的小米，把红米、蓝米、黑米、紫米、橙米、绿米、黄米、桔米等商标“一揽子注册”;拥有正牌“雪碧”商标的可口可乐公司，也注册了商标“雷碧”。知名品牌为防被“山寨”，纷纷抢注“山寨号”作为防御商标，一时蔚然成风。

　　不可否认，所谓抢注“山寨号”，这是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合法举措。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就常常遇到“山寨品牌”，如买奥利奥饼干，遇到“粤利粤”;吃“康师傅”方便面，买到手的竟是“康帅傅”……面对名称和包装等方面高度相似的山寨产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火眼金睛”。

　　根据我国商标法“注册在先”原则，先注册商标受到法律保护，只是“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对于正规企业而言，在主运营的商标之外，再注册若干相似商标，等于下了许多“先手棋”，提前封堵了不法企业的“进路”。

　　如果不抢注这些“山寨号”，一旦与自己的商标近似的商标被别人注册使用，并适用商标法里的“注册在先”保护，再想通过诉讼予以撤销并不容易。与其任由“山寨品牌”层出不穷，一步步挤掉自家市场，不如“先发制人”，采取“抢注山寨号”的积极防御策略。

　　平心而论，尽管抢注“山寨号”的“奇招”，在保护知识产权上不无“奇效”，但终究不过是部分企业的“个体努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山寨技术”也在与时俱进。一个例证便是，冠生园早在1983年就陆续将“大白兔”商标横跨多个类别进行注册，且与“大白兔”近似的商标“大白兔屋”“好宝宝大白兔”“大白兔小乐”等都作了注册，然而“大白兔雪糕”等新山寨品牌照样大行其道。从长远看，从更大范围考量，保护知识产权的关键在立法。

　　单从驰名商标的立法保护看，似乎足以对抗“山寨品牌”。根据我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申请驰名商标之后，“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保护”，并有“对抗恶意抢注”“对抗不同商品的相同(似)商标影响”“在电子商务中避免域名注册问题”等好处。然而，并不是所有商品都达到驰名商标的“高门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明确经营者不得采用“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等，但这些规定还过于抽象，不利于打击各种“山寨行为”。

　　在颁布24年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首次修订已进入最后阶段。期待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通过立法修缮，在积极借鉴国际立法的基础上，赋予更多商品以驰名商标的权利，并量化“山寨侵权”的标准尺度，让类似“抢注山寨号”变成历史。

在竞争激烈的创新行业中，一些公司正依赖于已经建立起的成熟产品线，而其他公司则在不断推出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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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产品发布数量的减少(这是苹果产品线自 2015 年来首次新添硬件)，苹果商标申请数量的下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同时这些商标申请数据也揭示了，在竞争激烈的创新行业中，一些公司正依赖于已经建立起的成熟产品线，而其他公司则在不断推出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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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7)》披露,中国受理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但“第一”背后,专利许可实施率仅占授权专利的2%。这意味着大量专利被“锁进了抽屉”,并未真正投入使用。

　　由此延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专利领域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实施率低问题。目前,在专利申请、保护领域,创新主体、社会环境中一系列的“病症”也正表现出来。

　　“2%”该看淡还是紧张?

　　专利堪称当下微观经济发展重要的“无形资本”。早在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专利申请第一大国。而此次《法治蓝皮书(2017)》中的“2%”这一数据,也再次吸引众人眼球。“2%”说明了什么?当前形成两种不同观点。

　　一方认为不必过度解读。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超凡认为:“除去一些无用的部分,也有相当一部分有用的专利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手段没有被计算在内的。”

　　他解释,专利许可实施率低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某专利申请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错,才会投入市场使用;第二,该专利技术超前于当前时代,因此也许要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被实施。

　　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导师吴红此前指出,专利价值并不仅体现在实施转化上,还应体现在专利谈判、专利广告、专利质押融资、专利投资入股,利用专利阻挡竞争对手、确保自身利益,利用专利获得实际利润等。

　　而另一方面,认为该数字反映着颇多问题的人士也不在少数。

　　“中国是专利大国而非强国。”浙江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副调研员沈方英说。在她看来,专利在运用“质”与创造“量”上存在如此大的反差,申请门槛低与地方资助过度是重要原因。

　　据介绍,与很多发达国家只设立发明专利制度不同,目前中国专利有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形式,而除发明专利需进行实质审查外,其余两类仅需形式审查,随着双创活动深入中国专利三权分别立法迫在眉睫。

　　“因此我们虽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质量上就逊色不少,具体到高新技术或战略新兴产业从专利的质来考量更令人担忧,需要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从民族产业安全发展战略高度关注专利的质量提升与布局。”沈方英说。

　　对申请和资助门槛偏低问题的关注,更深层面是对专利实际价值发挥问题的担忧。

　　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与知识产权系主任李顺德曾公开指出,专利授权量、实施率、转化率以及有效专利拥有量等指标,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获得授权的专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价值,也更应被社会关注。

　　“专利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专利的所有权上,而是体现在专利的实施、转化等运作所带来的商业价值上。如果仅仅获得了专利的所有权而不去转化、实施,则无疑是对专利资产的一种浪费。”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也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校企专利保护问题成短板

　　在众人对“2%”这一数字各抒己见之时,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专利在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中存在的“病态”现象也值得思考。

　　“有的‘专利大户’会申请很多没有实际作用的专利,利用专利认证高新技术企业,并减免税收换取奖励。”杭州蓝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炜强表示。

　　据了解,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显示,“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是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硬性条件。而经认定的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许家瑞就公开批评过这一行为。他揭露称,有些企业曾专门找到中山大学,提出要“买”专利,并保证不使用,说白了就是拿来申报减税和奖励。

　　影响创新质量与专利实施的另一种“病态”,出于“专利诞生摇篮”——高校。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对专利关注颇高:“很多高校对教授的评价体系是看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的数量,而非质量。所以导致有的高校专利为了专利而专利。”

　　专利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而如今,知识产权的环境也并不像想象中美好。

　　“这与我国的国情和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沈方英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的部分方面从国外借鉴引进,因此会有些水土不服,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对无形资产重视和尊重不够。”

　　李超凡则关注着维权成本问题:“专利问题打官司成本高,需要付出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等,有的加起来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获得的赔偿很难覆盖这个成本。”

　　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实践深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难、判赔数额低的困扰,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也存在‘重侵权认定、轻赔偿论证’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专利侵权赔偿数额平均不到10万元,而每件专利申请的技术研发成本平均为44.1万元。

　　“无形资产”市场保护需加压

　　不论是“2%”的“警示”,还是创新主体、创新环境的问题,都成为未来科技创新“补短板”的重要方向。这些现状该如何改变?

　　围绕专利“重申请轻实施”现象,有业内指出,各地主管部门要完善其项目前景调查、技术审查、商业可行性分析的能力,也可委托独立第三方调查评估等方式进行排查,同时要对提供减税和奖励支持的企业进行跟踪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此前也强调,政府部门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包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要强调专利的实施、应用情况,以“能为技术进步做什么事、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为导向。

　　而在高校方面,丁列明指出,“高校专利评价体系必然导致大量的工作只注重在前端,而不会考虑它是否可被投入使用。如果能将质量作为考核标准,现状就能大大改善。”不过他也坦言,其实施会存在一定难度。

　　沈方英则建议关注高校与企业的有效对接问题:“政府可通过科技手段对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行重点突破,如可以主动利用大数据绘制专利产业创新的‘导航地图’,帮助企业、高校建立市场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有效对接,使其全球化决策更为科学精准。”

　　而谈及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李超凡则认为需要在司法方面“加压”与“出实招”。他认为,要加强司法保护的力度,要加大赔偿的金额和力度。同时,提高知识产权律师的职业素质,让被侵权者维权有帮手,也为提高损害赔偿数额提供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