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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苹果公司在瑞士起诉钟表巨头Swatch，苹果认为后者盗用了其宣传标语。

1997 年，乔布斯重回苹果担任CEO ，之后苹果便推出了著名的“Think Different”广告，被认为是苹果历史上最伟大的广告。很多广告业内人士认为，这则“Think Different”广告是近代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广告之一。

瑞士手表集团Swatch在它的某些款型的手表上印上了“Tick different”广告标语。苹果声称，Swatch公司的做法是在模仿它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广告。

苹果是在上周向瑞士联邦行政法院提起诉讼的。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之中。苹果的法律代表是苏黎世法律公司Lenz & Staehelin。该法律公司同时向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提起了诉讼，但是被驳回。

为了赢下这场官司，苹果方面必须证明至少有50% 的消费者会将“Think Different”这一标语与苹果品牌联系到一起。

针对苹果的指责，Swatch的首席执行Nick Hayek 表示，出现这一雷同纯属巧合。据他介绍，“Tick different”的灵感来源于上世纪80 年代的斯沃琪“Always different, always new”宣传语。而Swatch也已在美国和瑞士两地获得了“Tick different”的商标授权。目前，“Tick different”被用于支持NFC 支付功能的Swatch Bellamy 石英手表的营销。

自苹果2014 年推出Apple Watch 之后，与斯沃琪成为了直接竞争对手，而两家的“恩怨”也就此展开。

2015 年，Swatch公司在与苹果的官司中赢得了“one more thing”的商标授权，而这一句话在苹果公司的新品发布会上，是乔布斯将最重要的历史性产品留在发布会最后的一句经典开场白。但是，Swatch公司声称它是受到电视剧《神探可伦坡》(Columbo)的启发才开始使用这个广告标语的，与苹果毫无关系。

Swatch也曾反对过苹果在多个国家注册“iWatch”商标，因为该商标的发音与自己的“iSwatch”品牌太过相似，而最终苹果也没能用上iWatch 商标。

4月6日，泉州中院受理的华为公司维权案一审宣判——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等三被告构成对华为终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的专利侵权，需共同赔偿8000万元人民币。

这是泉州中院民三庭成立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大的案件，也是华为公司在全国系列维权案中第一个宣判的案件。

4月6日上午，华为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华为已经收到了该一审判决。华为相信，通过尊重和保护彼此的知识产权，让研发投入有回报，可以促进行业创新，推动行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涉及4G标准和手机功能专利

三星是目前全球最大手机制造商，市场份额全球第一，华为则是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的最大挑战者之一。

此案源起2016年5月25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和中国提起对三星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诉讼地包括加州北区法院和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随后7月4日，华为再次出手在深圳中院和泉州中院对三星提起诉讼。此次华为以终端有限公司名义向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索赔8000万元。

华为终端公司表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共有16款产品涉嫌侵权据悉，华为在诉讼中要求三星公司就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华为进行赔偿，这些知识产权包括涉及通信技术的高价值专利和三星手机使用的软件。

华为相关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诉讼涉及4G标准专利和智能手机功能相关的专利。这些专利对智能终端产品的用户体验和互联互通十分重要，对三星产品有很高的价值。华为此次诉讼的目的是使三星尊重华为的研发和知识产权成果，停止未获得许可情况下的专利侵权行为。

随后，2016年7月22日，三星作为反击，在多地提出了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亨通达百货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共计索赔1.61亿元。

三星电子表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亨通达百货有限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专利权，为此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要求两被告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等侵权行为，并在其中两个案件中，分别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8050万元，共计1.61亿元。

三星电子在起诉书中表示，其为“用于在移动通信系统中发送和接收随机化小区间干扰的控制信息的方法和装置”、“记录活动图像数据的方法和数码照相机”等六件专利的专利权人，其发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北京亨通达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的华为Mate8、荣耀等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分别使用了其专利权。

一审宣判侵权成立

4月6日审理的侵权案为华为连续起诉三星侵权的第一案，华为公司起诉的对象还有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三星”)、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三星”)、福建省某电讯公司(以下简称“电讯公司”)及泉州某电器公司(以下简称“电器公司”)。

华为公司称，2010年年初，公司就“一种可应用于终端组件显示的处理方法和用户设备”的技术方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该申请于2011年6月5日被授予发明专利权，专利号为ZL201010104157.0。该专利目前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华为公司表示，该发明专利共有16项权利要求，涉及此案的有8项权利要求。

在起诉前，华为公司进行了大量取证。华为公司称，经过分析发现三星的这些手机的技术特征与201010104157.0号发明专利权中的权利要求(合计8项)的所有技术特征一一对应。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分析，华为公司认为5被告共有20多款产品(手机和平板电脑)涉嫌侵权。

泉州网报道提到，惠州三星在审理中辩称，华为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存在共同侵权，尤其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惠州三星、天津三星公司构成侵权，且惠州三星也没有实施华为公司所指控的侵权行为。

天津三星则认为，华为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且不成立，天津三星与惠州三星不构成共同侵权。“原告将不同种类的产品，即将手机与平板电脑放于一个诉中提出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诉讼标的物。”

三星投资公司表示，同意惠州三星和天津三星的意见。此外，三星投资公司还表示，华为公司要求赔偿8000万元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电讯公司则未到庭应诉。电器公司则表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最终以法院裁判为准，即使构成侵权，由于电器公司并非该产品的生产制造方，且有合法的进货来源，自己无需承担侵权后果。

在双方充分举证的基础上，泉州中院认为，涉案专利具有极高的创造力，对实现移动终端的智能化操作贡献巨大。

对于赔付金额的确定，华为终端公司提供的第三方数据显示，从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6年第三季度，涉案手机和平板电脑合计销售了39237504台，销售金额超过151亿美元。即便如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所言，有几款产品不侵权，那么扣除这部分数据，涉案的侵权产品销量仍达到31422259台，销售金额超过127亿美元。

据此，泉州中院一审判决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应立即停止对华为公司享有的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侵害;电讯公司和电器公司也得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应连带赔偿华为公司经济损失8000万元，并支付华为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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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最高支持500万元、对省发明专利人奖获得者给予10万元奖励、新增4个左右本科高校知识产权学院……6日，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进行解读，18条政策覆盖知识产权工作全链条，其中有20余项为首次提出或明确的实招、硬招、新招，具有较高含金量。

　　“江苏是知识产权产出总量最多的省份，累计专利申请量在全国率先突破100万件、200万件、300万件，年度申请量和授权量等主要发展指标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有力支撑了区域创新能力‘八连冠’。但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矛盾日益凸显，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成为当务之急。”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志忠介绍说，此次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是江苏推进“两聚一高”的具体行动，旨在构建更加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和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江苏产品向江苏品牌转变，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转变，江苏产业由技术密集型向知识产权密集型转变。

　　《政策措施》分为6个部分，共18条，从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服务、人才和管理6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第一部分“聚焦创造”，从激发创造活力、提高产出质量、支持海外布局3个方面，提出鼓励高质量创造的政策措施，首次提出培育知识产权大户、实施“清零计划”，首次明确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最高支持500万元，对国家和省专利奖、企业申请注册海外知识产权也分别予以经费奖励。第二部分“聚焦运用”，从培育优势企业、壮大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促进运营、强化金融服务4个方面，提出促进高效益运用的政策措施，首次明确知识产权强企的支持方式、企业可享受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的知识产权费用类别，以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补偿方式。第五部分“聚焦人才”，从加强载体平台建设、壮大人才队伍、强化教育培训3个方面，提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政策措施，首次提出新增4个左右本科高校知识产权学院、建设一批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基地、实现重点群体知识产权培训全覆盖的政策目标，首次明确将知识产权人才纳入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享受“双创人才”引进政策等。

　　王志忠表示，《政策措施》定位高、内容实、亮点多、操作性强，其特色亮点可概括为“一强六高四注重”。

　　“一强”，锁定强省目标定位。坚持把提升知识产权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文件起草的立足点，把壮大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强省建设的主攻方向，全面梳理和重构现有政策体系，广泛借鉴成功经验，力求打造适应强省建设需要的政策高地。

　　“六高”，体现更高发展水平。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人才培养和管理6个关键环节，明确“高质量、高效益、高标准、高水平、高素质、高效能”的发展导向，并提出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等先进举措，通过奖励先进、降低成本、强化服务、完善机制等具体政策措施，全面促进江苏知识产权工作提质增效升级，为实现由大省向强省跨越提供保障。

　　“四注重”，在政策设计上力求科学合理、便于执行。特别注重服务企业，突出企业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的主力军作用，在鼓励创造、促进运用、加强保护、提供服务、培养人才、强化管理等6大方面提出实实在在的举措，集中力量为企业搭平台、聚资源、送服务，着力培育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的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同时，为夯实责任，注重落实，每个条款后面都列出责任部门名单，包括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近年来，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备受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对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提出新的要求。”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支苏平介绍说，江苏作为知识产权大省，在知识产权综合改革探索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2010年4月，苏州市在全国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局(版权局)，统一管理专利和版权行政事务。借鉴苏州经验，2015年，常熟、海安作为我省科技创新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将整合知识产权综合管理职能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率先完成专利、商标、版权行政管理职能的整合。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的部署要求，《政策措施》将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近期国家将出台改革试点的区域，确定试点地方名单，江苏具备试点的基础条件。

近些年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成为社会共识，惩戒力度也日渐加码。一些人却开始借机通过恶意投诉谋取不当利益。通过故意虚假陈述、伪造凭证和恶意抢注商标等方法，一些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对合法商家发起大量恶意虚假投诉，超过百万电子商务企业的正常经营遭受影响。互联网安全专家认为，对于此类“知识产权流氓”，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涉恶意投诉被封杀

　　不久前，因屡屡对商家进行虚假投诉，杭州一家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被阿里巴巴集团“封杀”。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全平台停止受理该公司代理发起的知识产权投诉。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表示，针对利用虚假投诉骚扰勒索淘宝商家的恶意行为，阿里正在考虑诉诸法律途径维护平台及商家权益。

　　通过回滚大数据，阿里工作人员发现该公司投诉过平台数千卖家，涉及女装、运动鞋、化妆品、家用电器等上百品牌。2015年以来，该公司投诉遭卖家申诉后，主动撤销投诉率超过60%，远超正常值。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该公司还对多家运动品牌商家发起假货投诉，最终被查证是在一些经销商的操纵下，利用投诉机制打击利益联盟外商家。阿里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认为，恶意投诉已经成为一些经销商合谋打击对手的黑色工具，更有人趁机勒索商家。

　　恶意投诉已成黑色产业链

　　2016年7月，天津市一对梁姓兄弟因利用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维权机制进行恶意投诉、敲诈近百名淘宝卖家，被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兄弟两人假冒厂家注册域名，在网上建立“官网”，并利用该虚假官网，以淘宝商家盗用其“官网”图片为由发起知识产权投诉，不少淘宝商家为了避免销售损失，按照梁某兄弟的要求缴纳了1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授权费”。据警方初步统计，短短2个月内，就有98名商家，被梁某兄弟敲诈。

　　与梁某兄弟相比，一些“知识产权流氓”公司更为恶劣。这些公司对合法商家发起大量虚假投诉，造成商品下架乃至商家被迫关店，不少卖家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恶意代理公司往往通过抢注商标的方式对平台商家发起侵权投诉，在投诉成功后高额勒索商家，再进行撤诉。例如某代理公司注册“机车”、“花苞”、“邮差”甚至“破洞”等淘宝热搜词，与热搜词相关的70%左右的卖家都遭到恶意投诉。另一代理公司在箱包类别抢注NIKE的Y型图案，甚至对NIKE官方旗舰店和官方授权店铺发起恶意投诉。

　　进行大量虚假陈述、滥用“通知-删除”机制也是此类公司骚扰胁迫众多商家的通用手段。

　　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统计，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总计发现有恶意投诉行为的权利人账户5862个，近103万商家和超600万条商品链接遭受恶意投诉，造成卖家损失达1.07亿元。目前恶意投诉总量已占到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接受投诉总量的24%，而绝大部分恶意投诉，来源于各类“知识产权流氓”公司。

　　专家建议追责恶意投诉

　　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程学林律师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是鼓励创新、维护市场公平、激发市场活力，是品牌、商家和市场的保护屏障;而“知识产权流氓”公司恶意利用这一机制，给商家和品牌带来损失的同时，也大量占用并浪费平台用于保护知识产权的人力、物力投入，更是对市场公平秩序的严重破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分析认为，法律要求电商平台建立的“通知-删除”机制，是为了保护正当维权的权利人，如果有证据证明是恶意投诉，而非正当的维权，那么平台有权拒绝。她同时呼吁，除了电商平台建立黑名单制度“自救”外，法律上也应尽快制定出配套方案，包括合格通知(投诉)的门槛设定、恶意投诉行为的法律认定、恶意投诉导致损失的救济性规定以及相应的平台免责措施等等，甚至在恶意投诉达到相当危害程度的时候，建议追究投诉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